1957年陕西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。高18 厘米。细泥红陶质，模制而成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。男俑作直立状，头戴风帽，帽上缘罩住前额，下缘垂至两肩到背后。内穿白色长衣，下著白色袴，垂至足面，外披红色套衣，腰束黑带，足穿黑靴。此俑头大身矮，大眼鼓出，高鼻隆起，小口微张，神态肃然。两手屈于胸前，右手半握中有一孔，作持物状。塑造手法简洁，轮廓清楚，体态肥胖，显得比较粗笨。同类俑在墓中共出6 件，造型大致雷同。
李静训墓中出土陶俑共有68 件，除男立俑外，还有武士俑、文官俑、风帽俑、套衣俑、女侍俑、持箕俑、镇墓兽等。这些俑是隋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展现，代表了在政治、经济、生活各个领域活动着的人们的形象，通过这些俑可以反映隋代陶俑的特点，造型简朴严整，大多比较写实，人物脸部丰满，肢体健壮，容姿端庄大方，表现出人的健美之感。
隋代陶俑的品种也比南北朝时期更加丰富了，出现前代少见的侏儒俑、僧 ....

1959年河南安阳市北郊隋张盛夫妇墓出土。高50 厘米。瓷质，通体施白釉，加褐彩，捏塑成形。现藏河南省博物馆。此件兽面镇墓兽与前文人面镇墓兽同一墓出土，为一对，放置于墓室的入口处，兽面镇墓兽位居东侧，人面镇墓兽位居西侧，为墓主人的安宁共同警戒守卫在墓室口。其造型亦作蹲坐状，形似狮子，龇牙张口，舌外露，狮子鼻，双目圆睁前视，两耳竖起，前额长出一对羊角，呈螺旋状后弯，颏下及两颊鬃毛卷曲，脑后耸立两簇长毛，如一对短剑，直刺青天，前肢撑立，后肢屈曲，蹲坐于长方形托板上，肩部鬃毛呈卷云状，有较强的装饰意味，兽爪形足，四爪。形像虽为怪兽，面目却毫不狞厉，神态亦安详驯顺，一副善相。通体施白釉，眼珠、耳轮、鼻子及四肢关节处皆点饰褐釉斑，更显得肃穆庄重神采飞扬，与人面镇墓兽的狰狞可怖面目恰成对比。
镇墓兽是人们臆想出来的一种神灵之物，由于世上并不真正存在这类物种，所以它的形象由人们任意予以创造刻 ....

1959年河南安阳市北郊隋张盛夫妇墓出土。高48.5  厘米。瓷质，通体施白釉，加褐彩，捏塑成形。现藏河南省博物馆。镇墓兽为人面兽身，面目狰狞，威严可怖。头戴花边覆舟形帽，宽浓双眉，怒目圆睁，鼻尖上翘，无鼻梁。上唇有须，下唇上翻，椭圆形大耳。颈部以下为兽身，短颈、挺胸、收腹，背部有尖状脊并模印卷曲的鬃毛纹，前肢直立后肢屈曲，作蹲坐式。短尾、尖爪。胎色灰白，质地较为细密。通体施白釉，釉色白中泛灰。釉下点褐彩，如眉毛、眼睛，胡须、前后肢关节及兽爪等处，更显逼真自然。镇墓兽是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明器，往往塑造成怪异、狰狞的猛兽形，以期惩凶辟邪、消灾灭祸。镇墓兽一般置于墓门内的两侧，镇守着墓门，保卫墓主的安宁。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镇墓兽是战国墓葬中的木雕漆绘镇墓兽。陶质镇墓兽在汉代初见端倪，魏晋南北朝时基本定型，到西晋后期已非常流行。初期一座墓葬中一般有一件镇墓兽，北朝时开始成 ....

1985年江苏徐州市东郊狮子山北齐墓出土。高60 厘米。泥质灰陶，模制。现藏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。门吏俑造型作肃然挺身直立状。头微低，戴小冠，双目下视，抿嘴屏息，一副忠于职守，尽心尽责地卫护主人的形象。上身外披大袖衫子，下摆刹角，内著圆领长衫，衣长及地，约略露出双足所穿云头履。双手拱于腹前，按定于环首仪刀之上，刀有鞘，鞘上加有数道横箍。门吏体格修长，肩圆而宽，敛胸收腹，神态澹然静穆，虽为门吏，却谦谦如君子，没有一点武夫气息的流露，可见雕塑技巧的精湛。墓中共出门吏4 件，造型完全相同，甚至面相、神态也丝毫不差，唯一的差别只在服饰  裆铠）一 裆衫（或的不同，而且仅仅是外著点，别无区别。这些微的差异，或许正可说明，制作门吏俑的模具，头用的是同一个模具，身躯为两个模具，这在俑的制作中是比较少见的。
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考察，可以说门吏俑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。首先，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 ....

陶渊明（365年—427年），又名潜，字元亮，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）人，是我国东晋时最杰出的诗人。他青壮年时期受儒家学说的影响，充满建功立业的幻想，中年以后因厌恶官场黑暗污浊，理想难以实现从而采取洁身远祸的态度，归隐山林，通过描绘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，在其诗歌中构筑理想的“桃花源”，以表现诗人脱离樊笼、闲适自得的悠然心境。
《归园田居》其一：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巅。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”
在诗人眼中，官场是“尘网”，田园多情趣，自然、淳朴、清新之气扑面而来。同样，《饮酒》诗其五也写道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 ....

正始诗歌是指曹魏后期二十几年间的诗歌创作。这一时期的诗歌由于强权政治的压抑，诗歌的现实性大为减弱了。阮籍和嵇康是这个时期的代表。从泰始至元康的四十多年间，文学创作有很大发展，史称泰康时期。文学创作有模拟古人和追求辞藻华丽、对偶工整的不良倾向。而左思的《咏史诗》则继承了建安、正始传统成为优秀的诗歌作品。自永嘉以后数十年的东晋诗坛，成就不高。东晋王朝，偏安江左，士族文人南渡以后，大多过着崇尚清谈，逃避现实的生活，与之相适应的“玄言诗”盛极一时。直到东晋末年大诗人陶渊明出现，才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，把五言诗推向一个新的境界。 ....

建安（196年—220年），是汉献帝的年号。建安诗歌指的是从建安到黄初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现象。建安诗歌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，比较广阔而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动乱，表现了一种积极奋发的进取精神，呈现出情辞慷慨，清新刚健的风格特征。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，建安七子（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瑒和刘桢）及女诗人蔡琰。代表作品分别是曹操的《蒿里行》、《薤露行》、《短歌行》，曹丕的《燕歌行》，曹植的《白马篇》、《野田黄雀行》，王粲的《七哀诗》，蔡琰的《悲愤诗》等。
曹操的《蒿里行》作于建安二年以后，当时函谷关以东各路将士正兴兵讨伐董卓。但各路军阀争权夺利，互相残杀，烽烟不息，“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。寥寥数笔，直刺军阀混战的罪恶，抒发了诗人的悲愤之情。曹植的《白马篇》塑造了一个胸怀大志，武艺高强，捐躯赴难，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。 ....

汉乐府民歌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现实主义精神像一根红线贯串了从汉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，汉乐府民歌“缘事而发”→建安诗人的古题乐府“借古题写时事”→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“即事名篇，无复依傍”→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“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由此可见，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。
五言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。秦时的歌谣中就已经出现了五言句式，如《长城之歌》：“生男慎勿举，生女哺用脯。不见长城下，尸骸相支拄。”流传下来的西汉前、中期乐府民歌中也夹杂了一些五言。至迟在西汉成帝时代，民间完整的五言歌谣就形成了。
文人五言诗，主要是在五言民间歌谣和五言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，代表作品为《古诗十九首》。其名称最早见于萧统编的《文选》。这组古诗产生于汉桓、灵之际，不是一人所作，因内容和风格相近，萧统把它们编在一起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主要描写中下层文人仕途失意的 ....

汉乐府民歌最大的特色是“缘事而发”的叙事性。在《诗经》中有一部分诗歌虽然含有叙事成分，但都是片断性的叙述，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，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。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，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，如《陌上桑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。因此，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进入了一个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。汉乐府民歌有如下特点：
 （1）善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。有的乐府民歌采用对话的形式，如《陌上桑》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，《东门行》中妻子和丈夫的对话，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、勇敢、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。《陌上桑》用“捋髭须”、“著绡头”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；《孤儿行》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“头多虮虱”、“拔断蒺藜”、“瓜车翻覆”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。由于有声有色，人物形象生动，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是人民群众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作品，表达了下层人民的心声，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，揭露了社会的各种尖锐冲突和矛盾，汉乐府首先是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，其次是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，再就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抗议，如《上山采蘼芜》、《白头吟》、《有所思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等。
《孔雀东南飞》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。它原名《焦仲卿妻》，最早见于徐陵所编《玉台新咏》。它叙述的是一个婚姻悲剧故事。汉代末年，有一对恩爱夫妻，丈夫叫焦仲卿，妻子叫刘兰芝。由于婆婆硬要休掉兰芝，仲卿只好将妻子暂时送回娘家，以待时机再接她回来。不料太守闻讯即派媒人来为儿子求婚，刘兄贪图财势，逼迫兰芝改嫁。兰芝在与仲卿最后相见时，约定同死。结果兰芝投水自杀，仲卿即也上吊自尽。两人死后，合葬在一起，精魂化为一对鸳鸯鸟，朝夕相伴，永不分离。这首诗通过焦仲卿、刘兰芝的 ....